作者丨李晨阳
据说，比完美的人更可爱的，是有那么一丢丢缺点的优秀的人。
想知道谁最可爱？来看看袁隆平、邵峰、冯小明、周其林、林本坚……这些知名科学家的早年趣事。
种出一个17斤的大红薯，以为找到了增产密码，结果……
被别人骗了不说，还被老师盖章“有点傻”……
心心念念赚点外快，结果运气不好，亏了本……
这些内容，都是《“未来”科学家》这本书里的小彩蛋。
这本书以访谈实录的形式，还原了未来科学大奖（2016-2019年度）获奖者的成长经历和奋斗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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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袁隆平
袁隆平：“红薯王”第二年就不结红薯了
记者：大学毕业后，您是怎么真正走上科研道路的？
▲ 袁隆平：
1956年党中央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。国务院组织制定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。我很受感召，总想做点“真正的研究”。我就在和学生们做科研小组的过程中，立下了一个目标：搞一个高产的作物或新的品种。当时中国盛行的还是米丘林、李森科的“无性杂交”学说，他们的理论认为无性杂交是可以成功地改良品种或创造新品种的。这种论断当时影响着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方向。
根据这套理论，我做了好多尝试：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，希望通过月光花光合作用强、制造淀粉多的优势来提高红薯产量；又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，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，茎上结满西红柿；还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，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。
当时也真有一些收获。比如月光花嫁接红薯，地下长出的红薯很大，最大的一个17.5斤，号称“红薯王”。为此我还参加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（今湖南省武冈市）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。
我当时特别激动，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增加作物产量的方法。不过我也清楚，这个试验究竟成不成功，关键还得看收获的种子明年生长情况如何，也就是说，嫁接得到的优良性状能不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。
第二年，我把这些种子种下去，却发现地上照样开月光花，地下却不再结红薯了。番茄下面不再结马铃薯，马铃薯上面也根本不结番茄——试验失败了。就这样搞了三年，我开始对米丘林、李森科的理论产生怀疑。
1962年，《参考消息》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：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。这表明国外的遗传学研究已进入了分子水平。我很受触动，专门去找了外文杂志，了解到孟德尔、摩尔根近代遗传学说的新动向。
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，我认为搞无性杂交、环境引诱、风土纯化，实际上是在走弯路。我下定决心，抛开米丘林、李森科学说，转到孟德尔、摩尔根遗传学说上来。
于是我开始尝试用孟德尔、摩尔根遗传学理论来指导育种。这可以说是我研究生涯的关键转折。
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邵峰
邵峰：给老师留下一个“这孩子有点傻”的印象
记者：读高中时会不会更受老师关注？
▲ 邵峰：
当时我从镇上被保送到县里一所重点高中。那两个保送班是全县三十个乡镇的尖子生冲上来的。那会儿我在班级里就是第三名，然后在年级里也就是第五、第六、第七这样的名次。高中那三年里，当时班主任也不是很喜欢我。当然他现在肯定不会这么说。
高中之前我没离开过家。那时是1988年夏天，我十四五岁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到了县城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，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极难受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也是班主任不那么喜欢我的原因。
入学第一星期后，我跟一位刚认识的同学借了自行车出去买东西。那辆车当时是名牌，还是比较时髦的“二六”款式。买完东西回来快到宿舍门口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跟我说“我拿自行车再用一下”。我印象中这个人在我出去之前是坐在宿舍里的，我以为是同学的家长，就傻乎乎地给他了。回到宿舍我问同学们这是哪个人的家长。他们都说不认识这个人。等到天黑，那人也没把自行车还回来。原来我被骗了。
一辆自行车现在不值钱。那时候得抵我父母几个月的工资。周末我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不敢下床，也不敢跟父母说。后来我父母也没说太多，就认倒霉赔了人家自行车。
不幸的是这件事被我高中班主任知道了，他当着全班的面狠训了我一顿。要知道班里的同学都是原来各学校的尖子生，都很要强和自负。班主任近乎羞辱式的当众批评，让我觉得极没面子。心理上的挫败感巨大。这样一个“自我展示”也给班主任留下了一个“这孩子有点傻”的印象。高中三年他或多或少一直带着这个成见。
这次经历对我影响很大，让我后来为人处世的时候，凡事都得多想一想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我做科研也是一样。我经常对学生说，做实验得先想到结果可能和你预想的不同，那种情况下该怎么办。别光想着做这个实验就能拿到你预期的那个结果。你应该想一下结果会有几种可能性。
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冯小明
冯小明：为了科研，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
记者：听说您当初筹建课题组实验室的时候，有一个“午夜电话”的趣闻？
▲ 冯小明：
入职四川大学后，我开始筹建课题组，面临的困难不可想象。首先，需要得到实验室，再改装成有机合成实验室，招收学生。当时不对称领域的研究在世界上已经进入一个活跃期，但在国内还尚且单薄。只有兰州大学、上海有机所和成都有机所在这个领域进行得较好。而四川大学还没有建立起研究基础，也缺乏好的研究氛围，是一穷二白，没有任何科研条件的地方。
那时候我们的行政管理是很僵化教条的。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哪里出问题就去找哪里的负责人。水停了就去找供水的，电停了找供电的。实在不行，就一级一级地往上找，最后找到校长那里去了。当时为了科研的事，可以与天斗与地斗，斗得还有点其乐无穷。
可以说当时我的胆子很大，敢和校长叫板。当时四川大学的卢铁城校长，对发达国家的教育有很好的理解和体会，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。
一天半夜12点多，实验室再次断电断水。于是我给他家打了一个电话。我说，“卢校长，川大要想成为世界先进大学，到了晚上12点就不能停水停电，不然工作没有办法做。”他说，“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通水通电！”
自此以后，四川大学的实验室24小时通水通电。所以说那时候能做工作也与他有关系，他能容忍我这种半夜12点给他打电话的人。
记者：课题组的筹建过程如何？您是怎样白手起家的？
▲ 冯小明：
课题组筹建的时候困难还挺多的。首先是没有通风橱，我需要设计出来，再请家具厂用防火板来做实验室的通风橱，之后还要找机会买设备等等。当时课题组就我一个教师，招了几个学生。大家在艰苦条件下一起去奋斗，一点一滴建立起来，算是白手起家吧！
当时我对学生的要求在全校是最严的。但还是有不少愿意成长的学生来跟着我一起奋斗，包括我在川大招的第一个学生。他后来发展得也不错。
当初他和我说，他感觉自己太顺利了——小学到中学是推免，中学到大学是推免，大学到研究生是推免，研究生到博士还是推免。他认为有点不顺利是正常的，所以他后来跟着我多读了一年才毕业。我们这个体系能发展到今天也与他有关系。
因为他懂得坚持，那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。早期我就只有两三个学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除了上课，我都在实验室陪着他们一起做实验，面对困难，面对问题，一起解决。
我经常是早上出差，当天晚上必须赶回来，持续是这种状态。所以如果学生那时候受不了辛苦，我肯定也会备受打击。
所以说老师和学生是相辅相成的。老师和学生双优秀，才能在科研或者教学方面达到完美状态。
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周其林
周其林：很舒服的环境反而培养不出多少人才
记者：能讲述一下您在兰州大学读书的经历吗？
▲ 周其林：
第一次上大学，我哥挑着一个扁担，一头一个木箱，一头一个麻袋，里面主要是衣服和棉被，搭着生产队的船送我去了南京西站。
因为我们家住在江堤上，父母在家门口就道别了。他们是老实人，说自己出门在外当心就行，别的没有说什么。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我母亲没有落泪，她非常坚强，即使落泪也不会让我们看到。到现在我母亲90多岁了，我很少看到她落泪。
我摇摇晃晃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硬座，两个晚上一个白天，只见一路上越来越荒凉。但对我来讲即使是西藏我也会去，因为是想学习嘛，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，根本不会考虑那个地方的好坏。
到了之后在车站等着，兰州大学离火车站不远。学校组织先到的同学骑着三轮车帮我们拿行李，把我们接到学校。开学也没有典礼，兰州大学学风比较踏实，不太爱搞鼓舞人心的活动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
当时刚刚恢复招生，几乎所有的学校条件都差。兰州大学的条件就更差，地方特别小，比较拥挤。学生招来后没有地方上课，校长和校领导们就把办公楼腾出来上课，他们搭了临时简易房办公。不像现在学校的办公楼都很漂亮。当时的校长、校领导们确实是干事业的。
当时这里每家每户都烧炉子取暖，往外冒黑烟，出去走一趟回来鼻孔都是黑的。米饭一个月只有有限的两斤，还有少数的细粮白面馒头，其他绝大多数是粗粮，天天是玉米糊和玉米发糕。
但是我对这些不在乎，过去我也有饿肚皮的时候。我们一心在学习上，当时学到学校都担心学生把身体搞坏，晚上把灯都关了。晚上11点左右，宿舍先关灯，学生就跑到路灯下，即使在下雪天（也去）。我也去过，次数不少。第一学期快放假的时候，我冻出风湿性关节炎，住院了。那个春节就在医院里度过的。后来学校就不允许在路灯下看书了，我的腿也不允许了。
但是很奇怪，很舒服的环境反而培养不出多少人才来。环境比较差，诱惑少，不如在书中找乐趣，所以把大学办在很舒适的地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林本坚
林本坚：想赚点外快，结果亏本了
记者：您觉得自己在做研究方面有什么优点？
▲ 林本坚：
我的好奇心相当强的。看到什么事情我就想要知道原理是什么，知道原理我才做得下去，要是不知道原理就很难受。而且我数学不错，理论方面应该也不错。
我做实验也不错。我是一个很会动手的人，像车子要修，家里有什么要修，我都可以处理。所以我也喜欢动手动脑筋。
我常常有自己的想法，我的实验室有一间放激光镜头，另外一间就是摄影的暗房，很快可以把东西冲洗出来。我看到毕业典礼上那些带方帽子的博士生，想着如果能做到拍完照让客人立刻拿到毕业照片，应该可以赚点钱。我就带着还不错的照相机参加毕业典礼，一照完就回到实验室去冲洗出来。但最后我亏本了。
亏本其实不是我的错。按传统毕业生早上去典礼，下午校长会去学生会招待他们。我就在学生会对面的书店租了个橱窗贴照片。可是很不幸，那一天招待取消了，那个橱窗没有几个人看见。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
（上述内容摘自《“未来”科学家》，有删改）
来源：科学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