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Once
近期，“996”“007”超时加班、职场人“过劳”等问题引起社会热议。
所谓“996”工作制是指劳动者每天早9点到岗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，每周工作6天，且没有补贴或者加班费。这种工作制度代表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。
但加班的不仅是互联网人，国内有不少企业单位都在进行着“996”的工作生活。调查显示，国内近九成的职场人都难逃加班命运，其中，45.5%的职场人每周加班两到三天，更有24.7%的人几乎每天在加班。
广受诟病的“996”工作制为什么会大行其道？政策和法律是否应该对其加以规制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。
“这种工作制度是已经违反我国劳动法的‘延长法定工作时间’的制度，其实是被完全禁止的。”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表示，较之加班现象的广泛性，其在某些行业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，是最为人诟病、最具危害性的，应当引起足够关注。
李国华调研发现，从2019年到2021年，“996”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愈演愈烈。“有的公司要求员工每月工作380小时以上，甚至远远高出996的每月300小时工作时间。现在在短视频、在线教育、出行、电商等领域，部分互联网企业，又开始推行‘大小周’工作制。”
“‘996’愈演愈烈有多重因素。”李国华分析指出，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、监管失序、工会失灵的状态。
虽然“996”显然违法，却鲜见这些企业得到处罚，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劳动者维权困难；一些企业明目张胆地在规章制度中规定，执行996、大小周工时，工会面对企业的不敢谈、不愿谈，集体合同内容形同虚设，导致本应发挥作用的环节失灵；作为高科技企业没有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价值，而是通过压榨员工降低成本谋求利益，不仅剥夺了员工的休息时间，也剥夺了整个社会的时间，对整体社会利益都将造成损失；在“996”被谴责后，资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，扭曲正常价值观。
“‘996’既违反劳动法，更背离奋斗精神，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小看。”李国华建议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对“996”、大小周问题的监管，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，保障职工合理的工作时间。
【来源：人民政协网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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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留守儿童”：大厂员工的下一代
作者：李健华
编辑：周哲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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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让孩子赢在起跑线”还没有成为口号的计划经济时期，带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一方面，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。另一方面，国企提供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服务。一些大型国企在厂区内设立幼儿园，解决就业的同时也把带娃问题一并解决了。
出手最阔绰的中石化甚至包揽了人一生。在对下属企业涉足的社会职能范围进行统计后，中石化得出结论：一个人一生的社会过程，
1980年代，在国企开办的托儿所孩子
这种局面随着1990年代“国企不再办社会”而发生变化。就托儿所而言，2000年，国家、集体办托儿所还有8万多所，五年后减少了70%。到2010年，这样的托儿所基本消失了。
与此同时，职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。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市场化的托儿市场，自然十分庞杂。如果想要把孩子送进私立双语类托儿机构，一个月的费用可能上万。
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说了一句，
“留守儿童”很可能并非只是中国遇到的问题。
2015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就用一篇《硅谷工作狂文化盛行，为人父母者叫苦》描绘过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问题。文中援引了数据库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。他忙的时候，每年飞行30万英里，还缺席了儿子的一次紧急手术。后来他因为选择辞职陪伴家人而被社畜们看作英雄。
不是每个人都有裸辞陪孩子的条件。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风俗的美国，一度近乎走上中国的老路，上演由政策主导的带娃，只是因为法案被叫停，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。
1971年，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《全面儿童发展法案》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），该法案旨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。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，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，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。
但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否决了这个法案，在那个冷战年代，这种非常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没有市场。尼克松言辞激烈地表示该法案
威尔·史密斯在电影里纠正拼写
英国的托儿以公办和私立为主，贵起来同样不遑多让。2014年，英国家庭和儿童基金会（Familyand Childcare Trust's）的年度报告说，许多英国家长每年为照看孩子付出的钱，要比一年的房屋贷款还多。报告中列举的情况略为特殊，但多少也体现了育儿的精贵。
英国政府已经把每年用于托儿费的补贴从60亿英镑增加到了70亿，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赶上托儿费价格的飞涨。报告说，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在非全日制托儿所，还有一个孩子在课后活动班，该家庭每年为他们所付的费用平均为7549英镑。而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，英国家庭每年所付的房屋贷款平均为7207英镑。
法国算得上是政策指导日托的翘楚了。在家庭津贴上，有越多抚养子女，领的钱就越多，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每个月的补贴为467.24欧元（约合人民币3695元）。2011年，法国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相关财政支出达830亿欧元，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%。
在法语里，托儿所是Crèche，最早的意思是“耶稣诞生的场景”。与他国相比，法国的托儿所也如名字般更加神圣和规范，它们一般集中在大城市，可以由市镇府、大区政府、家庭补助金库CAF、某个协会、职工工会等领导。
2012年，法国400多家大企业签署《公司父母雇员章程》，覆盖全国300万员工，旨在让职场父母有时间照顾孩子。6年后，法国推出放宽远程工作规定，劳工部长佩尼科更宣称，“职工在家办公是一项权利”。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让家长可以工作和带娃双线操作。
国情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只能参考海外情况，不能照抄。而摆在中国面前更实际的问题是，面对越来越多的“互联网留守儿童”，能够做些什么。
1986年初，国家科委做了一个课题，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。他们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长春等，在当地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调研，涉及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。
当时中国还是每周单休制度，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有制度工时的40%到60%。也就是说一周48小时工作时间，有近20小时都在摸鱼。
在调查问卷里，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：在“增加一天工资”和“不增加工资，增加一天休息”中，你选哪一个？课题组觉得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，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“增加一天工资”，但结果是，80%的人选择了“增加一天休息”。
如今我们更多看得见的是互联公司员工如何被工作狂虐，但忽略了这批互联网公司职工的下一代孩子，他们的童年时代缺乏父母陪伴，长大后会对他们个人以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
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群体是农村的“留守儿童”，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他们不幸的故事。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说“互联网留守儿童”是新一代的“留守儿童”，并非危言耸听。
从更广泛的角度看，互联网行业也只是城市众多行业中一个被媒体放大的行业，金融、广告媒体、医生等同样要996高强度工作的职业父母的孩子，面对的是同样困境。
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博特的话来说：“十年后，你不会因为少做了一个项目而遗憾，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”。
回到上文中国家科委的研究课题，时任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曾提到，要说服决策者，报告需要一个更亮眼的点。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提到，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点在于：缩短工时，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，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，直接刺激消费[7]。
在离开国家科委之前，武欣曾研究过把工作日缩短到四天的可能性，但无疾而终。
参考资料：
[1]回响·破局中的职场人，腾讯新闻，BMW
[2]透视城市留守，中国青年报
[3]被压榨的一代，艾丽莎·奎特
[4]国企不再“办社会”社会服务职能谁来接？，中国经济周刊
[5]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学前教育，光明日报
[6]托儿所的“生”与“死”，澎湃新闻
[7]中国人是怎么过上双休日的，中国新闻周刊
